廖银超的额头上常戴着黑色眼罩，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走动站立，都始终不会摘下——并非为了遮光，而是为了固定在右颈部的半透明导管。这根导管是用于进行慢性肾病末期血液透析的。
一个月前，时年41岁的廖银超刚刚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浪，由家属接回重庆大足老家养病。
如果不是突然晕倒就医，与他一起在东莞漂泊的伙伴们不会想到：这个从不透露家人信息的内向工友，曾经是一名大专医学生，因无法取得毕业证赌气南下，切断了与所有亲朋的联系，成为了流浪汉。
公益寻亲组织的志愿者遇到过各式各样的流浪者：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打算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期望值很高但屡屡受挫的大学生。
廖银超离家时20岁出头，回归时已两鬓斑白，性情更加沉默。那个如今看来显得冲动莽撞的决定，如同一个漩涡，不断拉扯着他的命运向下坠落。
4月底，廖银超被接回老家，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浪生涯。受访者供图
阔别16年重返家乡
接到那通来自广东的电话时，身在重庆的廖英一度怀疑是诈骗。那是今年三月底，距离她的堂哥廖银超莫名与家人失联，已经过去了16年。
意识到儿子失踪的头几年，廖银超的父亲曾多次前往四川寻人。
从读书的泸州，到省会成都，再到儿子实习过的地方，所有能联系的同学朋友都问过一遍，学校也跑了好几趟，却始终无功而返。
村里一度流传着，“廖家的这个娃儿是被拐进了传销组织”，后来又转向更悲观的方向，“这孩子估计不在了”。
从2017年开始，廖英的寻亲帖就出现在朋友圈、论坛、贴吧和网络社区，但从未收到回音。
当寻亲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给她发来照片，她激动得手发抖，“就是我哥，虽然头发都白了，但还是能认出来啊。”
廖银超身高1米68，体重110斤。与家人失联的这些年，他化名“文志伟”，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他的归家之路是从他在东莞的一个工地晕倒送医开始的，因病情严重一度进入ICU抢救，治疗费高达十万元。
右颈部的留置导管是身患尿毒症的廖银超进行血液透析的生命通道。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最初，廖银超拒绝与寻亲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交流。“比起让家属相信志愿者的身份，要获得流浪者本身的信任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参与救助的“让爱回家”东莞万江服务队队长陈敬宏对此并不意外。
廖银超迟迟不肯告诉陈敬宏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但当他得知医院考虑他情况特殊，免除了十余万的治疗费用，他松了口。
陈敬宏所在的公益组织，他们将这种寻人过程称为“逆向寻亲”，是志愿者在发现流浪者后，通过劝导沟通、再与公安部门配合技术手段协助甄别信息，精准寻家。
1500公里外的廖家父母只想着，“人回来了就好”，于是4月底，驱车前往东莞将廖银超接回了重庆大足老家。
回家的那天，家人为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欢迎他的喜庆红绸也是提前备好的。天下着大雨，前来探望他的亲属挤在老宅，屋里坐不下，大家干脆在门口的院坝搭起大棚，十人一张的大木桌，满满当当坐了五桌。
整个廖家，在廖银超回来之前，只留存着一张他的照片。
那时他20多岁，头发偏分，白衬衣外面搭配着一件条纹相间的白蓝色V领毛衣，脚上踩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厚底旅游鞋。再回家时，他已两鬓斑白，性情更加沉默。
回到老家的日子里，廖银超开始过上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周二、四、六，他都要前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躺在10层血透中心病床上的那四个小时，是他身体感觉最轻松的时候：深红色的血液沿着弯曲的导管输送到床边半人高的白色机器中，滤掉有害物质与多余水分，经过净化后重新输送回体内。
医院诊断书上，记录着疾病在廖银超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慢性肾脏病五期（尿毒症期）、肾性贫血、矿物质与骨代谢异常、高血压三级（很高危）、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慢性胃炎。
透析A区病房里可同时容纳13人进行血透，廖银超算是这里的新面孔。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一张毕业证引发的失踪
廖银超的失联毫无征兆。
在堂妹廖英的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堂哥是在邮亭镇元通村的老家。2003年6月的一天晚上，堂哥去她家玩，当时还提到说，“第二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了。”
廖银超说，他在2000年考上了原泸州医学院三年制专科，中西医结合专业。19岁时，他还跟着村里小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学过中医。
从家里离开后，亲妹妹廖建超曾在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四接到哥哥的最后一通电话，那天是她20岁的生日，她印象深刻。但电话里并无异常，哥哥还是和往常一样，问候父母。
但从那以后，这位在上大学前从未离开过重庆大
家中仅存的一张廖银超年轻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十几年来，他最熟悉的工种是用高周波机器给鞋子压上商标。 在厂里干活，每天十小时是常事，周末也不休息，在计件结算中，多劳动多得。事实上，早些年，廖银超南下打零工的收入还算可观。
2010年时，廖银超打工的最高月收入将近5000元，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儿。他和许许多多的流浪者相似，赚到钱了便休息，钱没了再出去找工作。
性格内向的廖银超本就不是话多的人，凡见过他的亲朋、工友、医生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寡言。从没有听说过他得罪人，也未与人发生过争执。
他描述自己过着“宅男”一样的生活，没有交女朋友，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购置的vivo手机里，相册里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各种网络读书软件倒确实下载了好几个。
厂子附近就有租书的摊位，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只是觉得这个爱好省钱，租借一本看一整天只花1块钱。他的口头禅也与书有关，“按照书里面的说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局限了他的生活。火车飞机都无法乘坐、连办理手机号、银行开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工资通常是发现金，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诊所。
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廖银超却犹如身处断层。直到回到重庆老家补办了新身份证，他才注册了微信。
十几年前远走他乡，他说自己曾憧憬过许多美好，那些阳光的、自由的、新鲜的生活，后来才发现现实与幻想不同，找不到活儿、进不了厂、没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溃，还有被老板克扣工资的时候，他更觉无助。
他也曾思念家人，在手机上搜索重庆大足、父母妹妹的名字，没找到什么有用信息。内心的想法也从最开始的“在外面做出点成绩就回去”，转变为“这么多年还是这样，昏昏庸庸”。
这些苦楚还能忍受，直到身体日益显现的病痛击垮他。
2016年开始，廖银超出现高血压，总是头昏脑胀，高压数值最高时飙到200多mmHg。2019年7月开始，状态更差了，频繁呕吐，饭量直线下降，体重在一个月内骤降10斤。
生病之后，他坚定了“更不能回家”的念头。
儿子回家后，家人亦不敢追问他在外流浪的细节，怕他受刺激再次离开。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去年一年，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类似廖银超这样的案例，仅在2019年，“让爱回家”就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的流浪者，大致可分为四类：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满怀期待却遭遇挫折的大学生。
创办人张世伟从2001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救助流浪者，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十年前街头流浪乞讨的主要是老人小孩，现在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送返流浪人员回家的省份中，广西、湖南和四川的人数排在前几位。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排在前几位的是：赚不到钱没有面子、离婚、跟父母闹矛盾、父母双亡等等。
陈敬宏把志愿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亲属间的桥梁，“其实经过劝说救助，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愿意回家。”
三年时间里，他陆续救助的流浪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男性居多。有接近30%的人和廖银超一样，没有身份证，漂泊在外打零工，通常寄宿于桥洞、绿化带和公园凉亭，成为五金、电子厂的临时工，或是在网购节日密集的下半年，找到一份快递员或搬运工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缺乏社会教育，我们成长的教育体系大多只是知识教育，教你考高分，但没教你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化解。”张世伟说，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们，既有国内名校的高材生，也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2018年“让爱回家”曾救助过一位姓曹的流浪者，已在外游荡14年。被发现时，曹某身体已有多处溃烂，经志愿者沟通后才得知，这是一位重庆大学毕业，留德两年的海归。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认定为非法劳工，遣送回国后学历档案被消除，打工一路不顺，因此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那些比普通流浪者拥有更高学历的大学生流浪者，大多在离家的初期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当屡次遭遇挫折，便无法面对家人。
于是，像廖银超一样，他们大多选择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维生的生存状态。那些逃避现实的状态，在张世伟看来是一种内心自私的行为。
在被志愿者找到，并成功送回家的流浪者中，有不到2%的人会跑出来再次成为流浪者。但更多的人会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张世伟说，他们曾救助过一位身陷传销15年的大学生，在街头露宿被救助回家后，重新学习网络找到了月薪14000元的工作。
家族阴影：妹妹从未走出过老家
从邮亭镇上的一条小巷右拐，就能找到通往元通村的路。
村里年轻人不多，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在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跑到街上去买了明亮宽敞的商品房，条件差一点，也都在村里翻新了老房，贴上亮白的瓷砖。
廖家的老宅紧挨着一片竹林，这栋有着30年历史的二层砖房，几乎是村里最破旧的。
外面下雨，家里便漏雨。二楼屋顶的瓦片参差不齐地耷拉着，蓝白条的塑料布被压在瓦片下兜水；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发霉破损，露出粗糙的砖体；家里杂物凌乱，几乎找不到一件完好无损的像样的家具。全家最明亮的地方是堂屋墙上妹妹一家的春节合影，以及孩子们满墙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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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妹妹的努力下，廖银超拥有一张不到两千元的家用床，也是家中为数不多的完好家具。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廖银超失踪前的几年里，廖家生活尚可。当时，村里人主要依靠附近五金市场做不锈钢刀具谋生。
元通村唯独廖银超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学习医术，成为全家人的希望和荣耀。家人曾为他描绘过美好的未来蓝图：回镇上开设一个小诊所，足以维持家庭生计。
为了筹集儿子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廖银超的父亲成为村里最勤劳苦干的人，经常通宵工作。一把刀具的售价为 2.5 元，除去成本可获利一半，廖家一天能制作几十把刀具。尽管如此，仍不足以支付所需，他们不得不借债。
廖银超的突然失踪将这个家庭拖入深渊。
表妹廖英清晰记得，堂兄失踪后的一年春节，寒冬腊月，廖父在其家中的田里嚎啕大哭。
廖父不止一次产生轻生的念头。他的女儿和女婿发现他秘密购买农药，立即将其没收。还有一次，他跑到附近悬崖边缘意图跳下，幸好廖英的父亲及时拦阻。家人透露，廖银超的母亲也经常精神恍惚。
廖银超莫名失联的恐惧深深植根于廖家人的心中。
现年 36 岁的妹妹廖建超从未离开过大足，也被禁止外出工作。婚后，她与丈夫育有五个孩子，最大的 16 岁，最小的 9 岁，“‘那件事’多少对我们有影响”。
表妹廖英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高考时她希望报考外地学校，但遭到家人的劝阻。廖家一名小辈侄女曾与甘肃男子交往，遭全家反对，最后奉命嫁给村里知根知底的男人。
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村里广播会准时播放音乐和资讯。家人们会搬着凳子到院坝中聆听，这是这一天中最有生气的时刻：鸭子和鸡群四处跑动，一只瘦弱的灰色猫咪会跳上桌子寻找残羹剩饭，一只掉毛的黄狗趴在猪圈门口。
十多年来，唯一不变的是时不时飞入飞出的燕子，它们衔来黄泥和小树枝，在廖家堂屋高高的墙壁上筑巢，并孕育了幼雏。
文 |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