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和糊涂蛋和奴才》是鲁迅在 1925 年写的一则小寓言，故事梗概如下：
有一天，奴才遇到了一个谨慎人，于是向他滔滔不绝地倾吐苦水，说：“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谨慎人耐心地听着奴才的诉苦，不时还随声附和几句。末了，奴才请教说：“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对此，谨慎人不伪装同情和安慰，而是说，“我推断，你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奴才听完，顿时觉得心情舒缓了不少，尽管他的处境并未改善，但谨慎人的话还是给了他一定的希望。
谨慎人安慰奴才，奴才感激他
然而没过几天，舒缓感就消失了，奴才又动怒了，需要重新找人诉苦，这次他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奴才含着眼泪对糊涂蛋说：“主人并不把我当人看；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胡闹！”富有正义感的糊涂蛋愤愤不平起来。奴才又继续说自己住的小屋暗无天日，没有一个窗。糊涂蛋便给他提了建议——“你不可以去要求你的主人开一个窗吗？”听完这话，奴才战栗起来，他说：“这怎么行？”
看着奴才无助的样子，糊涂蛋决定帮他一把。于是，奴才领着糊涂蛋来到自己住的地方，不料糊涂蛋却突然砸那座破屋子，想为奴才打开一扇窗。奴才见状傻了眼，他不停地高喊：“这不行！主人要生气的！”见糊涂蛋仍不罢休，奴才便满地打滚，大叫起来——“救命啊！强盗在毁我们的屋子了！快来人啊！”
主人闻讯，便派一群奴才来把糊涂蛋赶跑了，接着他表扬了这名告密有功的奴才，夸赞他忠心耿耿。之后谨慎人也来围观，奴才见到了他，便得意洋洋地说：“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我了。你先前说我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实是有先见之明……。”谨慎人也随声附和着——“可不是么……”
糊涂蛋帮助奴才，奴才出卖他
在《聪明人和糊涂蛋和奴才》中，谨慎人代表着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讲究“明哲保身”。谨慎人不仅看透了世道的黑暗，而且还看穿了奴才的奴性。他知道主人的残酷无情是客观存在的，奴才的悲惨生活也并非夸大其辞，但自己并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所以虽然同情奴才，但也只是口头上安慰几句，既不得罪到主人，也能获得奴才的好感。倘若他像糊涂蛋那样为奴才辩论，到最后也只会落得一个被打发的命运。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还可以把谨慎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身处局外的有远见谨慎人。北宋的邵雍是一位平民，他从未做过一天的官，也不曾公开议论时政，他深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在与富弼、司马光这些旧党人做邻居时，每天都只是吟风弄月，不谈论政治；邵雍也受到新党人章淳、邢恕的敬仰，却也从不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思想主张。只有在私底下，在面对自己的家人时，他才透露出自己的观点，对儿子邵伯温说北宋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南人王安石、吕惠卿做宰相，党争不免就要兴起了，因此最好不要入仕。《宋史·儒林传》还记载，邵雍曾对儿子说：“世将乱，蜀安，可避居。”邵伯温为此举家迁往四川，躲过了金兵南下的屠杀灾难。邵雍乃是极度谨慎之人，他身处局外，却极有远见，不仅能够独善其身，还能泽及后代；
在野之士，不评判人物，不谋政事
第二类是身处局外的谨言慎行者。《后汉书》说在汉桓帝的时候，朝政昏暗，黑白颠倒。名士李膺为此很痛心，有一次他责备钟瑾说：“弟于是何太无皂白邪！”钟瑾便把李膺的话转告给自己的叔父钟皓，请他评论。钟皓回答说李膺的祖、父二代都是官员，有很大的政治背景，所以他才能够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这是钟家无法比拟的。说真话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今岂其时耶！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钟皓教导侄子在乱世之中不要说真话，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可以不分是非。这种谨慎基于自私自利，是普通百姓在乱世之中的处世法宝；
第三类是身处局内的智者。《韩非子》说关龙逢和比干都是贤明大臣，然而却遇上了昏愚之主，为了拯救国家，他们冒着触怒国君的危险去抗颜进谏，结果还是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只有管仲这种谨慎人才懂得处世的规律，他看到齐桓公，自己便跟着，以此来取得桓公的信任，获得执政大权，然后再施行自己的政策。这种谨慎乃是大智若愚的谨慎，迎合黑暗面的目的是为了掌控主动权，以便重建光明面；
第四类是身处局内的糊涂谨慎人。《资治通鉴》记载西晋之时，何曾看出晋武帝目光短浅、没有远虑，知道不久之后天下就要大乱了，所以他私下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汝辈犹可以免”，接着又指着孙子们说：“此属必及于难。”结果到了他的孙子何绥生活的年代，果然发生了永嘉之乱，何氏家族惨遭灭门。司马光评论说何曾看似谨慎，其实却非常糊涂。他身为宰相，知道皇帝的缺点以及国家的问题之所在，却不出一言以匡救；为了尊显固宠，何曾假装糊涂，结果反而祸及后世，变成了真糊涂——这类谨慎人实际上是最愚蠢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谨慎人，首先必须要明白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否身处局内。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无完卵，对社会的恶风气不闻不问，认为这样做就能够明哲保身，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和后人。
要避免“谨慎反被谨慎误”
谨慎人显然早已看穿了奴才的本性，知道奴才寻求的是安慰和幻想，而不是帮助和改变，因为这样会得罪到主人，会有被鞭打或驱赶的危险。所以谨慎人总是回答说：“我想，你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此外什么都不做。
想必每一个谨慎人在之前都曾做过糊涂人，都曾想要帮助奴才争取做人的权利，结果反而被奴才出卖、诬陷。这种农夫与蛇的故事经历得多了，人的心肠也就变得坚硬，处世也变得更加圆滑，这是奴才的本性造成的。对此，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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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慧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像”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为叛徒哀哭的客人”那样，勇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尽管这种智慧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如东汉时期注重名声的李固和杜乔，他们身为失败的英雄，被梁冀残忍杀害后，读书人郭亮和董班等人不顾禁令，前往临哭。夏门亭长恐吓他们说：”你们这些腐败分子！公然违反诏书，想被执法官审问吗？”郭亮等人却回答：”义之所至，岂能顾及身命！为何用死亡来威胁我们？”——这种智慧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却越来越罕见了。一旦有人身陷困境，人们往往会纷纷切割关系，甚至反过来揭发和诽谤。由此可见，世风日下，古今差异显而易见。
试想，如果这种智慧更多一点，多到一群奴才都无法驱散的地步，那么主子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肆意妄为，奴才也不敢随意变节谋功，而有识之士也不用再三缄其口、装愚守拙、明哲保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