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内容记录在他的作品《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在这首诗作中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三个时代:第一纪是由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这四个“古文明祖国”组成的“河流文明时代”。第二纪是由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构成的“内海文明时代”。第三纪为“大洋文明时代”,是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诞生的。

国际上的学者也对古代文明进行了不同的归类和研究。威廉·麦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中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古希腊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世界四大文明》中将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定义为世界四大古文明。

四大远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其历史的悠久,更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明在历史上就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南亚各国在历史上都曾属于古印度文明辐射的地区;如今在国际上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文明表面上看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可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最初发源地爱琴文明却是在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辐射下发展起来的。

四大原生古文明都是发源于大江大河之畔的定居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托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古印度文明依托于印度河与恒河;中华文明则依托于长江、黄河。在那个年代大江大河之畔的冲击平原对农业生产的意义是巨大的,也只有当人类由原始的渔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之后才能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才能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简单的创造食物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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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薪火相传,自商周朝代奠定了礼乐典章文明,绵延至今未曾断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儒、道、法、墨等思想家各显神通,共同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世界最早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和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历经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张骞探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

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建立联系,佛教、景教、明教等外来思想传入中国,与传统中华文明有机结合。中华文明以其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不断吸收外来文明精华。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苦难的近代史,但也是仁人志士不断奋斗的时代。在此期间,外来的法制意识、民主科学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再次被中国人吸纳。

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中华历史。外来文明从未征服中华文明,而是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外来精华,不断进步。

今天中国人使用的汉字,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经形成,虽然字体从甲骨文演变为楷书,但汉字的韵律和使用方式在三千多年间基本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今天人们祭祀祖先的方式也与商周时期相差不大。

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史》中写道:“4000多年来,中国居民的语言、文字、服饰、风俗习惯从未出现根本性变化。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文明历经改朝换代,也曾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等大一统王朝。但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在成为中华统治者后都迅速融入中华文明体系。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自然融合,并非像美国那样强行将不同族群捆绑在一起。

相比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延续性。其他古代文明都在王朝更迭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唯独中华文明的文字、典制一直传承至今。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骄傲自豪。

尽管拥有五千年的璀璨文明,但在全球化浪潮下,固守传统已无法维系文明的繁荣。党和政府为何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并非尽善尽美。

我们深爱祖国,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其存在的不足。我们既不需要妄自菲薄,也不宜故步自封。正如古训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旧交织的张力与活力,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持续发展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