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即秦王政，本名嬴政。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以“皇帝”自称的君王，也是结束华夏大地五百年分裂的英雄。与他一统天下的赫赫战功不同，他在完成一统大业后的所采取的国政一直饱受诟病。在后世儒生替他定下的数条罪名之中，“焚书坑儒”无疑是最令人唾弃的一条，儒家因此判定秦始皇生性残暴，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秦始皇
儒学与秦国，历来是相看两厌的。
这种状态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自秦穆公开疆拓土以来，秦国虽为战国五大强国之一，却因其地处崤山以西，风俗上与戎狄相近，被山东诸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时列国卑秦，其他国家的君民皆不愿与秦人往来，连孔子在周游列国时都未将秦国考虑在内，原因有二：一是秦国距中原路途遥远，行路困难。二便是圣人亦深受“卑秦”思想的影响，不愿自降身份去秦国讲学。
战国地图
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卫鞅率先一步入秦，以一套完备的新法确立了法家在秦国的独尊地位。受商君法的影响，彼时的秦人皆好以战建功，朝政上多奉行以战夺地。
自诞生之日起，儒法两家便势如水火，秦国依靠法家学说确立的新政无疑与儒家一贯的主张相背。据《孟子》记载，孟子在为梁惠王拆解王霸之道时就曾明确提出过“不嗜杀者能一之”的观点——从这句话中便可窥见他不肯入秦的一大原因：儒家到此时仍瞧不起秦国，只是将理由从“蛮夷”换成了“好战”。
若从更深层次分析，孟子不入秦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认清了此时的秦国法学正盛，即便自己入秦，儒学也毫无立足之地，不如索性不去，还能借此保全儒家“仁爱”的名声。
孟子
孟子的预言最终是落空了，“嗜杀”的秦国历经两代明君强臣，到秦昭襄王重用白起之后，已然成为了傲世六国的华夏第一大国。儒学的接力棒在此时传到了荀子手中，自持清高的儒学终放低了姿态，以荀子为代表，入秦自荐，却被昭王的一句“儒无益于人之国”给挡了回去——儒学于乱世无用，从三位先贤的人生经历来看，这是列国君王都明白的道理，却唯独被秦王一针见血的指了出来，儒学与秦国的纠葛自此开始。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庄襄王去世，年仅13岁的嬴政继位为王，少年人奋六世之余烈，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秦王“自此变成了“始皇帝”，跟在他之后，一个名叫李斯的年轻人从齐国入秦，依靠自己的才学从底层公务员一步步干到了秦国丞相。
李斯
公元前213年，距秦始皇统一天下已经过去了八年，秦始皇于咸阳宫摆设酒宴，听取六国旧臣的贺词。一个名叫淳于越的齐人博士在席间提出废除商君法确立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淳于越并不是第一个质疑秦法的朝臣，却是第一个公然挑战秦法的儒生。可叹的是，秦国的儒法之争连一个高潮都没有，二者势力悬殊，法家学说直接以压倒性的优势为儒学降下了一场灭顶之灾。
这场浩劫，后世儒生称之为“焚书坑儒”。
先说“焚书”，在宫宴上，时任廷尉的李斯激烈地反对淳于越的观点，在向秦始皇列举完分封制的弊端之后，他接着说，
“臣请史官非 《秦纪》 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
修改后的内容：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强则轨，弱则越志。弱则有用，强则越志。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商君书》指出，要让百姓遵守法律，必须先削弱民众心智。当民众质朴时，自然不敢违法犯纪。
李斯继承了商鞅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废私学”“焚诗书”等主张，以消除民众对朝政的非议，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出于政治考虑，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政策。这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高明之策，却对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儒家经典的流失。
抛开儒家的主观感受，焚书事件本质上是儒学与法学的争端。儒家认为法家刑罚过重，伤害了民众，法家则指责儒家虚伪。法家利用始皇帝的手段打击儒家，而儒家则借助后世文人之笔给始皇帝冠以“残暴不仁”的骂名。
始皇的本性真如后世所说的那般不堪吗？对于此事，需要明确的是：“焚书”并不是嬴政的个人行为，而是他作为“始皇帝”的一种统治手段。
历史上，许多开国王朝都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清洗。但为何只有始皇帝遭到了千古骂名？皆因一个“始”字，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皇帝”自称，并以强制手段统一思想的君王。在此之前，列国国君并不需要考虑如何统一天下百姓的思想，若不想采纳儒家之说，只需将持有此观点的学者驱逐出境即可。
与战国时期的国君相比，秦始皇在统一华夏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针对舆论，最简单的方法便是焚书，以此削弱百姓议政能力。加上历代先王均有偏重法家的传统，嬴政赞同李斯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遵循祖制。
一个“始”字，既是嬴政给自己的封号，也是他一生的桎梏，更是替他招来千古骂名的罪魁祸首。
始皇之后，大多数皇帝吸取教训，意识到文人的力量，不敢再大规模地进行文化清洗，即便要实施，也会寻找借口，让自己的行为合乎情理。面对这种情况，文人“不敢言而敢怒”，于是便借骂始皇帝来暗喻时政，反正他已经去世，罪名也多，大家不妨把气撒在他身上。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鲁迅《华德焚书异同论》）
毛主席在诗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其中，“商量”一词既肯定了焚坑事业的积极影响，又提出了商榷的必要性。经过历代史学家的考证，秦始皇确曾实施过焚坑之举，但究竟坑杀了哪些人，仍存在争议。
与焚书的文字记载明确不同，坑儒的说法一直备受质疑。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留下了猜测的空间。
秦始皇陵兵马俑
对“坑术士”的争议主要分为三类：
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坑杀的并非儒生，而是违法的术士，或利用玄学散布谣言的江湖骗子。“坑儒”的说法夸大了其影响力。
秦始皇
也有学者通过对《史记》与《汉书·儒林传》的对比，得出“术士”即是儒生的结论，证明秦始皇坑杀儒生一事并非后世讹传。
第三类学说认为，“坑儒”是指秦始皇下令坑杀那些违法的术士和诽谤朝政的儒生。这种说法融合了前两者的观点，更具可信度。
作为统治者，秦始皇在对儒家进行文化清洗的过程中，必然会诛杀一批儒生，但并非无缘无故滥杀，而是对犯罪者施以刑罚。换句话说，如果采信这一说法，那么秦始皇“坑儒”之举并不是刻意针对儒家，而是针对罪犯。
从在位政绩来看，秦始皇虽然称不上善于纳谏，但也并非滥杀无辜的暴君。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不杀功臣，秦军在战场上对六国也没有大规模屠城之举。统一华夏后，他还接纳其他国家的降臣，给予他们礼遇，这才有了《阿房宫赋》中六国宫人“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景象。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秦始皇即便有罪，也是罪在对自己的小儿子疏于管教，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给后世儒生留下了抹黑的机会。
始皇虽死，秦法不灭，秦时的明月朗照着后世千秋万代。法儒两家的学者们在君王的支持下对抗上千年，终于在新的时代迎来了和解，法学为骨，儒学为魂，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强大的中国。
【1】《史记·儒林列传》
【2】《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3】《孟子·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