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的语言之谜
海南岛隔琼州海峡与祖国大陆遥遥相望，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祖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通行最广的一种汉语方言叫做“琼文话”，也叫“海南话”。在语言学上，海南话属于“闽方言”，为此，我们揭开了它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渊源。
海南人的来历
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话”，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太难了。难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听听近年知名度比较大的歌曲《石榴园》。
显然，即便是有着歌词，对于许多人而言，将其对号入座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想到，“心酸酸”在海南话居然会读“丁对对”？有趣的是，海南岛距离广东省只隔着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倒是一点也不像“广东话（粤语）”。
民国《海南岛志》里就说，“琼山、文昌、安定、琼东、陵水、万宁、感恩各县语，谓之‘琼州语’，略似闽之漳、泉音。”这里所说的“闽之漳、泉音”，也就是“闽南话”。这么“南”的“海南话”，在学术上称为“海南闽语”，又以与闽南话的关系最为密切。
只相比福建本土的闽方言，海南话里的有些语音现象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比如“虫”字，在闽南话里读“tang”已经很不寻常——保留了“古无舌上音（如“澄”读如声旁“登”）”的中古音特征，海南话（海口、文昌）里干脆变成了“hang”，这下外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海南闽语的分布
为什么海南话会属于“闽方言”呢？这其实与海南人的来历有关。这里所说的“海南人”仅指汉人而言。毫无疑问，海南岛同样也是多个兄弟民族的故乡。从人数上看，主要的少数民族为黎族。黎族称“田地”为“三”。如今的旅游胜地“三亚”，在黎语中的本义就是“乌鸦田”或是“鹭鸶的田地”。
有意思的是，虽然今天海南岛上的壮族为数很少，清初的《广东新语》却记载海南黎族地区有一种奇怪的四字地名，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那”是壮侗民族语言“水田”的意思。由于壮侗语族将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故而在壮、傣、布依族聚居的广西、云南一带，有着许多冠以“那”字开头的地名：“那波”即“有泉的田”；“那隆”则是“大块的田”的意思……
海南黎族村落
如果将海南岛那些“四字地名”中的“那字”地名看作是典型壮语地名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看法：原来这些在海南岛的地方先有壮族居住，故而先用壮语地名，后来壮族撤离，黎族迁入，即在旧地名上复加以黎语成分，于是才有了这些层次重叠的地名，而地名的层次重叠反映出居民族群的先来后到。
至迟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时，黎族应当已经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了。
<img image_type=”1″ img_height=”669″ img_width=”1033″ mime_type=”image/jpg” src=”https://p3-sign.toutiaoimg.com/pgc-image/e1fbd404ff24
基于王俞春先生对历代各姓氏迁琼先祖（共 176 人）祖居地与迁入地的统计分析，以下为得出的结论：“排除 12 位祖籍不详者，自福建迁入海南者为 97 人，占比 59%；其中两宋时期迁入者为 72 人，扣除 5 位祖籍不明者，福建籍约占 75%。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更为清晰：“海南话”与福建话较为接近，源于宋代众多海南人的祖先来自福建。
千年前的选择
东汉末年，浙江海路坐船北上至如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感慨万千，一路途经福建等地，居然“不见汉地”。历经数百年的开拓，宋代的福建早已脱离昔日的蛮荒之地。
“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宋人张全真的一句话，道出了当时人们对宋代福建变化之快的惊讶。苏辙在《林积知福州》中更道，“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
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隋朝福建仅有 12400 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如此稀疏的人口数量，根本无法谈及经济开拓。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大量移民进入福建，直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 46 万多户。其后，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逾百余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已达 160 万户。作为福建路的治所，福州“生齿繁夥”。
泉州作为另一座大城市，同样“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即便地处福建西南，交通闭塞的汀州，本是人口稀少的山区，至庆元年间（1195~1200 年）也出现了“地狭人稠”的局面。
宋代福建人口增长情况
如此一来，宋代福建人口过剩的现象十分显著。表面看来，当时的福建人口密度不到临近两浙路（今浙江、苏南、上海）的一半。但对赖以为生的人口而言，仅仅比较土地的多少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开垦成耕地的平原。
福建地形图
偏偏在这种情况下，福建极为吃亏。一句“八山一水一分田”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福建的地形。宋代福建全境土地以丘陵山地为主，是以户均耕地仅达人口最密集的两浙路的一半左右。
这使得宋代福建感受到了极大的人口压力：“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跷确之地，耕耨殆尽”。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时，福建的折纳米价“每斗至于八百有奇”，而邻近的饶州（今属江西）不过“每斗四百五十”，仅及福建一半稍多。这还只是平常年景的情况，《三山志》说福州“岁小俭，谷价海涌”。换言之，一旦歉收，粮价定会上涨。难怪时人感叹“其养不足”。
宋代福建人口与耕地
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福建民众不得不采取杀婴溺婴的方式控制家庭人口规模。“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恬不知怪”。寻常年景，一家五口人依靠土地的出产和草根野菜勉强糊口，如果再添一个丁口，便会打破临界点上的平衡状态。所以要限制生育，男孩多就杀男孩，女孩多就杀女孩。俗语有“虎毒不食子”，何况当时教育事业兴盛（宋代状元五分之一出于福建）的福建百姓？由此也可窥见当时福建人地矛盾的尖锐程度。
所谓“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为了谋生，福建民众主动向外移民。福建原住民闽越人据说是习水善舟的，《汉书·严助传》说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看来，后世闽人这一手学得很成功，当时他们所造海舶是国内上乘之作。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就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他们驾驶木船一路南行，在今天的广东沿海择地而居。
赵汝适在《诸
南宋广州的海上贸易
到了南宋前期，广东的地广人稀现象仍然存在。珠江流域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8%，开垦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0.68%，与黄河、长江流域相差甚远。北宋末年，珠江三角洲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机。
靖康元年 （1126 年），金兵南下，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皇南逃。大批南迁的中原人士越过大庾岭，最初居住在南雄珠玑巷一带，随后迁往广州地区。南宋末年，朝廷下诏迁移南雄居民 （实际上是暂居此地的南来中原人士） 充实珠江三角洲。德佑二年 （1276 年），元军攻克南雄、韶州，原居南雄的北方人士又继续南迁。
现代珠江三角洲操粤语的广府人中广为流传的“珠玑巷移民”故事，就是对这段历史功绩的口头纪念。明末清初，“广东徐霞客”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中写道，“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矶巷而来”。
根据黄慈博整理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及《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在今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中，有191个氏族是从南雄迁来的，其中有187个氏族是在宋代从南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占总数的98%。众多南迁移民的到来，大大提升了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唐代时，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只有1.2户人家，到南宋末期已有4.8户。广州在唐朝开元年间只有4万户人家，到南宋后期也已增加到近20万户。
珠玑巷
这一波移民潮极大地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原貌。北宋时的新会，到南宋已经是“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东莞县茶山“周围百里皆浅泽……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后来逐步发展成一个商业繁荣的“巨镇”。甚至珠江三角洲南部原属南海 、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五桂山一带岛洲，也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建置了香山县，这就是后世中山、珠海、澳门等地的前身。
南宋香山形势图
当以广府人为主体的汉族将精力集中在开发珠江三角洲而无暇他顾时，南宋的福建人却迫于人口压力开始向外迁徙，甚至到达海南岛。就连珠江三角洲核心的开发，也有宋代的闽人前来参与——在广州城南，“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直到今天，中山市内还存在一个闽南话“方言岛”。根据《香山县志》的记载，这是由于宋元期间，有福建沿海一带的移民前来定居在此地。
结果，当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进入成熟阶段的明清时期，海南岛与广东沿海的雷州、潮州，已经成为“福建话”的天下。
编辑 | 海峡传统文化研究院
图文 | 澎湃新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