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明》——用人之得失,用权之道路,为你描绘大明王朝的权谋长卷(4)

上一章:刺头杨廷和:敢让皇帝换爸爸,而且按着皇帝一顿猛捶的狂人

(杨廷和)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成都府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翰林检讨。

翰林检讨,纯文职,主要负责编修本朝历史。

弘治年间任太子朱厚照的讲读,主要负责朱厚照文化方面的工作。

正德年间拜东阁大学士,后升任内阁首辅,这就是算是混上人臣之极了。

看得出来,三朝栋梁杨廷和对前朝,对前前朝,对过去的那些个时代,是十分有感情的。

孝宗是宪宗的儿子,而武宗是孝宗的独子,杨廷和为这一支朱氏皇族服务了一辈子,现在却要忍痛割爱,把皇位拱手送到朱厚熜的手上,他的悲伤心情实在是可以理解。

理解归理解,你煽动大臣们跟着你一起唱反调,胁迫皇帝低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而朱厚熜对于让自己管亲生父母叫叔父叔父,管堂哥朱厚照的父母叫爹妈的行为,很显然也是无法接受的。

面对满朝文武的强势结合,一干大臣们的威逼利诱,朱厚熜明显没有之前硬气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开始不断地召见杨廷和,亲切慰问,特殊关照,并且许以高官厚禄,希望可以用这种优扶的方式把刺头杨大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改变他的意见,他还赠送给了主管此事的礼部尚书毛澄一箱黄金,手笔可以说是相当之大。

(毛澄)

皇帝好话也说了,礼品也送了,心思也费了,杨廷和与毛澄的态度却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俩人官儿照当,钱照收,但就是不给皇帝办事儿。

这样的结果,是朱厚熜想象不到的。

他实在不能理解,朝堂上的文官们为什么如此团结,如此铁板一块,遇到事情居然会这么迅速地拧成一根绳子,这根碗口粗细的大绳子结实又灵活,现在已经把自己捆了个猪蹄十字扣,让自己不能动弹。

原来,当皇帝就是这般滋味。

虽然他理解不了大臣们总是要和自己作对的行为,但他至少理解了自己的堂哥朱厚照为什么不爱在紫禁城里待着,每天要么在豹房度日,要么去关外,要么就下江南,因为这宏大的紫禁城看起来是帝王舒适安逸的家,实则,是能禁锢住帝王一辈子的监狱。

(朱厚照)

朱厚照的纵情玩乐,四处旅游或许是对文官围剿的一种逃跑策略和妥协手段,但他朱厚熜绝不是个软弱的,轻易服输的人,可眼下自己初登帝位,一来没有人脉,二来没有背景,满朝文武都跟自己唱反调,谁能支持自己,自己能依靠谁?自己又能相信谁?

天无绝人之路,在皇帝已经几乎快要破灭希望的时候,一个叫做张璁的大臣站了出来,毅然决然地走到了皇帝的这一边。

张璁,字秉用,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正德十六年新科进士。

正德十六年,朱厚熜已经即位,所以张璁其实是朱厚熜一朝的进士。

对张璁来说,他这个进士可谓是得来不易。

虽然张璁同志打小人就很聪明,博学多才,年仅十三岁就能赋诗写词,但他仕途不顺,七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全都落了榜。

好不容易在朱厚熜这一朝荣登进士科,张璁对他的仕途可以说是十分珍惜。

可让人奇怪的是,既然张璁对个人的仕途十分珍惜,那么他就不应该帮皇帝说话,而应该跟大臣们站到一起,找好靠山,然后同仇敌忾。

杨廷和之前可是把话给放出去了,对于大臣们议定的结果,谁要是敢反对,谁就是奸佞小人,谁就得死,现在你张璁顶风而上,得罪杨廷和,得罪毛澄,得罪一干大臣,我看你是不想在大明朝堂里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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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礼之仪)

张璁的准备相当充分,在他呈上的奏折中,他针对杨廷和先前的论点逐条提出反驳:

汉宣帝刘奭传位给侄子刘欣,汉哀帝刘欣追封生父刘康为定陶王;宋仁宗赵祯传位给养子赵曙,赵曙追封生父赵允让为濮王。

这两个例证,确实与当今世宗朱厚熜的情况类似,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刘欣、赵曙都曾早年被接入宫中,被视为亲生子抚养,事实上已过继给汉宣帝和宋仁宗为子,所以在位份安排上,理应舍弃生父母,尊奉养父母。而世宗朱厚熜则不然。

我曾仔细研读过杨大人代先皇起草的遗诏及皇太后的懿旨,文中均明确指出世宗朱厚熜是“即皇帝位”,而非“即皇嗣位”。

当初召皇嗣入宫,本意就是让他即位为帝,如今人已至,却出尔反尔,命其易爹易母,改称皇嗣,岂非失信于天下?

况且禁宫未曾抚养朱厚熜一日,弘治帝、正德帝亦未曾抚育过他,他凭何一入宫便要拜二人为父母?

我认为世宗理应尊奉亲生父母为先皇和太后,切莫强人所难,改变其本心。

强迫他人易父易母,岂不有悖人伦,割裂亲情?

这一番论述,言之有理,有理有据,无可辩驳。

(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阅罢奏摺,喜不自胜,激动异常,忍不住朗声说道:

《明史》:“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这样的言论一旦公布,我与父亲的关系便可得以保全。

是的,朱厚熜的要求并不算多,他只想证明,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确实是他的亲父,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尊奉父亲为父。

他只是想让天下人知晓,我父就是我父。

而当时已辞官归隐的大儒杨一清,在听闻张璁的这番言论后,也不禁感慨道:

《明史》:“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张璁的言论,如同圣人之语,令人无法更改。

不仅杨一清,就连当时享誉朝野的王守仁,在了解张璁的主张后,也“心喜其说”,大加赞赏。

之所以张璁的言论引起如此热议,原因在于,他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

(王守仁)

在过去,以杨廷和为首的一众大臣,动辄搬出祖制成法、朝廷制度来说事。在他们眼中,祖先的遗规、大明的成规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确保礼法的严谨,为了维护规则的稳定,纵然损害世宗皇帝的切身利益也在所不惜。

他们却忽略了,任何规则、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恐怕杨廷和从未想过,他究竟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为了人而存在?

到底是人服务于制度,还是制度服务于人?

如今,张璁给出了答案。

若杨廷和一派坚持维护的制度损害了世宗朱厚熜的正当权益,那么这个制度就已不再是制度,而仅是一种限制皇权的工具,是大臣们利用制度来钳制皇帝。

正是朱厚熜第一次认识了张璁,并牢记于心。

他铭记这位在自己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大臣,但此刻,即便张璁率先发声,打响了这场论战的第一枪,皇帝仍不得不暂时妥协。

张璁虽是一介孤胆,却无背景、无势力,更无抗衡杨廷和的资本。

在张璁为皇帝鸣不平时不久,他便接到了吏部的任命文书:

外调南京,担任南京刑部主事。

刑部主管司法,而主事相当于司法内的中层干部。

清代的刑部主事为正六品,料想明朝的主事官阶也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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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仿佛被无形的预感笼罩着,隐约察觉到这是他最后目睹这些景象的时刻。

命运早已在暗中为他的存在埋下伏笔,预先设定了一个既不在南京也不在明朝版图范围内的契机,它存在于北京城的核心中枢,与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毗邻。

尽管看似跌宕起伏的故事就此消逝,但实际上,他的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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