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在今日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各种场景中广泛应用。最初作为书写工具的纸，不仅并非首选，甚至还屡遭嫌弃。
1、“上茅厕也嫌弃”
是谁发明了纸张？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蔡伦”，但实际上，经过一系列考古发现，人们修正了这一说法：东汉蔡伦只是改良了造纸术，使得纸张书写起来更加容易。
促使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在建国后，众多专家学者在中国多个地区陆续发掘出类似于纸的“丝麻纤维文物”，年代追溯至西汉时期。
1957年，西安灞桥一家砖瓦厂挖掘出一座陶罐，罐中有一面古铜镜和一团丝麻裹制的“布块”。古铜镜纹饰独特，明显具有古色古香，而“布块”则平淡无奇，像是用来拭擦镜子的一块抹布。
后来，有人将“布块”带回家，撕成小片置于玻璃之中，在阳光下仔细观察。在透明的玻璃背景下，“布块”中的纤维丝清晰可见，甚至还有一丝字迹的花纹，这不禁让人大胆猜测：这块布块很可能就是纸的雏形！
这团布块后来被称为“灞桥纸”，此后该地区再未出土过类似的“纸”。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许多与灞桥纸相仿的“布块”纷纷被发现。
由于经检测发现这些“布块”的年代均在西汉时期前后，它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称——“西汉古纸”。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扶持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西汉古纸”的研究也因此被纳入议事日程。
西汉并非没有出土过书写载体，竹简、木板、丝绸、布帛都曾充当过“纸张”。其中，丝绸与纸最接近，它们都离不开植物纤维。
东汉纸工艺趋于成熟后，尽管纸张的主要原料仍然是植物纤维，但纸中的植物纤维变得细小，成纸更为细腻，与布帛有了明显的差异。“西汉古纸”的纤维粗糙，显然没有经历“打浆”的工序，成纸粗糙且松散，与布帛极为接近。
整体来看，“西汉古纸”像是把植物打碎、压薄后，无数根细长的纤维丝被拼接在一起，“纸腩松软，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与其说它是纸，更像是“纤维堆积物”。
如此松散的结构，别说写字后保存，就是书写完毕后想移动，也有散掉的风险，还不如使用布帛、竹简，甚至在如厕时它都毫无用处。这不禁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纸。
有人猜测，灞桥纸或许真的只是一块抹布，被古镜长年累月的挤压，才形成了纸样的质地。否定派的观点认为“西汉古纸”并非真正的纸，它只是一场由时间造成的误会。
2、确凿证据，西汉确实有纸
反对派提出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出土文物。如果西汉存在工艺不成熟的纸，那么这种纸小概率在民间流通，且由于其珍贵性，可能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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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多久，西汉古纸就找到了反驳的决定性证据。
在高倍显微镜下，这些古纸的纤维长度在1-2厘米，而普通麻绳的长度通常在15-25厘米，这意味着古纸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人为切割，且分布均匀，说明人是参与了制作过程。
经过进一步分析，古纸上发现了舂捣、打浆和抄造的工艺痕迹，这进一步证明了古纸是人工制造的。
至于反对者的质疑，答案也随之浮出水面——西汉古纸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当时的造纸工艺水平还没有成熟，还不能达到陪葬的水平。
1、技术的发展
东汉以前，“纸”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纸，《后汉书》中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帛是指根据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
当时，书写工具主要有竹简和缣帛两种，但缣帛昂贵而竹简笨重，都不是理想的选择。
而上一代发展起来的“新纸”此时仍处于兴起阶段，不仅在民间没有普及，在皇宫和朝廷中也很少为人所知。
造纸技术并未就此中断，一些工匠的技能肯定在小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2、蔡伦的出现
之所以确信造纸技术没有被废弃，是因为蔡伦的出现。
蔡伦，一位封建制度下的被迫害者，十几岁入宫当宦官，凭借自己的机智，在后宫斗争中得以生存，并在十几年的努力下熬死了两代皇帝，最终在汉和帝即位时成为高级宦官，能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
在这个位置上，蔡伦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不争风头，深得皇帝宠信。永元九年，皇帝亲政后，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尚方令，掌管刀剑、军械的制造。
古代刀剑、军械事关重大，在臣子家中发现就是谋反大罪，历任尚方令，非皇帝心腹不当任。蔡伦领任可见其深受帝王器重。
不过蔡伦显然没把军械制造放在心上，他的心思全用在了讨好后宫妃子和皇帝身上。作为一名资深的宦官，他太清楚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明白自己在军械制造上没有什么建树，于是决定利用尚方令的制造之便，取悦帝、后、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皇帝自不必说，蔡伦要做的就是皇后，永元十四年，邓绶被立为皇后。
前皇后为永元八年所立的阴皇后，“后少聪慧，善书艺”，因与阴丽华有亲戚关系，很早就被选入宫中，且靠着书法、聪慧，“有殊宠”。
但同年开国功臣邓禹孙女、阴氏表妹邓绶入宫，更为机敏的她，家世不逊阴氏，又模仿阴氏苦练书法吸引皇帝，很快就夺来了皇帝的恩宠。
蔡伦此时见局势不明，一直明哲保身，从未轻举妄动。
直到阴氏妒火中烧，行巫蛊之术被废，邓绶被立为皇后之后，蔡伦才开始行动。
邓绶为坐稳“
“以树皮、敝布、鱼网造纸”，年仅十余岁的蔡伦便入宫中供职，久居高位，但在造纸时却选用了民间粗劣之物，巧合的是，这些材料竟是造纸的正确方向。蔡伦的行为与其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割裂现象引出了一个解释，蔡伦只是“冠名”，真正为造纸术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那些能工巧匠，并且这些人早已对造纸术有所研究，才使造纸过程如此顺利。
1、蔡侯纸
前人的积累加上国家动员，造纸术必然会取得成功，无数工匠不惜代价，最终造出了与缣帛大为不同的纸张，而这种纸比缣帛更适合书写。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有人认为元兴元年，蔡伦呈上新纸后，皇帝称赞有加，自此天下不再使用竹简、缣帛等落后的书写载体，而是都开始使用蔡侯纸。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并不能证实这种说法。
据野史记载，邓绶得到蔡侯纸后，下令宫中人将所有典籍誊写纸上，并对曹侯纸大加赞许。但无论是蔡侯纸技艺不成熟、产量不足，还是不易保存，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文物支持。
通过对三国时期吴国墓出土的大量书简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三国时期人们仍然最推崇竹简作为书写介质。
但这并不代表蔡侯造纸存疑，《东观汉记》成书于东汉时期，明确记载了蔡伦造纸的史实，只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我们遗失了纸张广泛流传的具体时期。
2、洛阳纸贵和平复帖
纸张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主流的书写工具？至今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两个重要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区间。
我们都听过“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如果蔡侯造纸后，“纸”的官方说法正式从缣帛变为我们现在认知中的纸张，那么“洛阳纸贵”这个说法就成为了纸张开始流行的有力证据。
根据古往今来的考证，“洛阳纸贵”原本是记叙左思书写《三都赋》后的盛况。
左思大约出生于公元250年，此时正值三国末期，《三都赋》歌咏的是都城，而史载左思去往洛阳的时间，应该在公元272年前后，自己的妹妹被选入宫，自己跟随去往洛阳当差。
因此《三都赋》应该成于公元272年前后，“纸贵”也差不多是这个时期。
巧合的是，一件文物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平复帖》，中国最早的历史名人真迹，作于一张麻纸上，作者陆机，吴国人，书写内容是给一位友人的问候信。
问候对象不明，因此成书时间也不明。根据内容“寇乱之际”，后人推测成书时间应该在西晋开启统一大业和“八王之乱”中二选其一。
根据进一步考证，如今更倾向于前者。这与左思的《三都赋》时间上差不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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