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
这句话看似浪漫动人，但现实中往往并不现实。凭什么我要如此委曲求全？
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节日安康。趁此机会聊聊端午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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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端午，现代人普遍认为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但仔细思考，这个说法很有争议。
据民俗学家的考证，端午节最早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一种更古老、也更合理的解释认为，这个节日最初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代的另一位楚国大夫：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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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为楚国贵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经历、能力和选择却大相径庭。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对立镜像”——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那么伍子胥至少还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原本仕途顺遂。但楚平王是个昏君，竟看上了给儿子准备的太子妃，不但自己纳为己有，还心虚之下准备废黜太子。结果事情败露，伍奢一家100多人惨遭楚平王杀害。
伍子胥含恨逃到楚国的世仇吴国，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辅佐阖闾，助其建立吴国霸业，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的祖国楚国，攻陷楚都郢都后，立即掘了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余下才肯罢休。
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终也没能善终。吴王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伍子胥与这位新王言行不和，被下令赐死。临死前，伍子胥延续一贯的”狼灭”风格，撂下狠话说：要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听闻此言后，于五月初五将伍子胥的尸体用鸱夷革捆成粽子状丢进了钱塘江。据说伍子胥因此怨魂不散，时常从龙王那里借兵，要兴师灭吴，于是就有了”钱塘江上潮信起”的说法。
钱塘江岸的百姓或许觉得”冤有头，债有主，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人”。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那天，他们都会往钱塘江里投掷粽子，”贿赂”这位凶神，顺便告诉伍大夫：大吴灭亡已久，您老人家还是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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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我在魔都求学，经常在江浙地区游历。我知道那一带的人们至今仍认为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
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端午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有理有据：
伍子胥的尸体被皮革捆成粽子状沉入江中，确实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粽子。
比起自杀的屈原，被迫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符合”死不瞑目”的说法。实际上，”死不瞑目”可能就是从他的典故中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民间，做神仙和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都以”让人怕而非让人爱”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恋”的忠厚老实人屈原，伍子胥一生展现出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你敢伤我、我刨坟鞭尸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
为什么伍子胥最终没能夺走”端午节这个’文化IP’的归属权？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
如果屈原可以用现代国家主义视角被包装成”爱国主义诗人”，那么伍子胥生前的行径则无疑是”卖国贼”和”叛徒”。
君王们最讨厌这种臣子：人家楚平王不过是抄斩了你家满门，你至于去帮对手刨主上的坟儿吗？哎呀，这太没臣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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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所有古代君王内心似乎都住着一个双标紫菱。
要知道，秦以后的那些大一统帝王们，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像楚平王这样为了私欲滥杀忠良的事，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如果臣民们都学伍子胥，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了皇上的委屈就脚底抹油去当了叛徒，那这国家还怎么治理？这种人当然不能纪念，皇帝们巴不得跟赫敏·格兰杰小姐学个记忆消除咒，让老百姓赶紧忘了历史上还出过这号人。
相比之下，屈原大夫显然就让人顺眼多了。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恋。主上要是身死国灭了，我自动去跳汨罗江，为其陪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念这段史书，估计感动的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要知道后世王朝覆灭，真愿意”死社稷”的皇帝都没几个，还有这种忠臣自己主动上赶着为帝王家业陪葬吗？好！好得很！赶紧纪念！
这样搞个三朝五代，端午节里人们自然就淡忘了伍子胥，记住了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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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吃货朋友说我连屈原也忘了，只记得个粽子……也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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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去伍而存屈，是后世帝王刻意营造的文化气氛使然。但如果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其实伍子胥的选择才是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的。
“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梦想。但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硬性规定这种买卖必须”统购统销”，士大夫只能把自己的才华卖给自己的祖国。
修改后的内容：
所以伍子胥的行为虽然看似极端，但其实符合儒家思想中的对等原则。先秦文化重视自由和对等，君主待臣子以礼，臣子报君以忠，这才是“义”。像楚平王先对伍大夫“无义”，诛杀其全家，伍大夫自然以“无义”回之，出走他国，伺机报复。这种“走为上策”的做法，在当时社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是的，先秦时代的人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对等性”，其实相对公平透明。商鞅是卫国人，在卫国不受重用，便投靠秦国效力。吴起也是卫国人，无法在卫国获得发展空间，便转战魏楚之间。
当时国家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很像当今创业公司和员工之间的互动——双方坦诚相待，互生好感则合作，不合则和平分手，各奔前程。这种高效的交往方式促进了百家争鸣和群雄崛起的局面。
到了屈原时代，这种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屈大夫的《离骚》文采斐然，但文中流露出的情绪却让人感到压抑。就像一个陷入困境的职场老兵，被积郁和抱负难展所困扰，向领导倾诉衷肠：“主上为何不用我？我是忠臣，是良才，是栋梁啊！难道您就忍心如此待我？”
有人认为屈原是爱国，但我从他的作品中没有看到对国家概念的忠诚。这种对国家抽象概念的忠贞，直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才逐渐形成。
屈原及其后世的追随者，其实希望与他们效忠的君主建立一种亲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情感，在当时称为“恋君”——一个士大夫明明不受君王赏识和重用，却硬要接近他，妄想得到提拔重用，实现自己的抱负……
如果我是楚怀王，看到这样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人如此殷勤地靠近我，恐怕也会心生反感甚至恐惧：屈大夫，您这是要干什么？请自重！寡人可是一直男啊……
即便在男女关系中，这种行为通常也被称为“舔”。而舔的结果往往不会太好，所以屈原最终自杀，也是一种必然。
奇怪的是，从贾谊的《吊屈原》到梁启超的《屈原研究》，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恋君情节”，这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史中君臣关系的非正常性。
至于为何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在数百年间从伍子胥转变为屈原，需要进一步探讨。
总结原因大致有两点。
战国中后期各国兴起的法家改革，宣扬“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主流。列国之间的合纵连横逐渐式微，“五蠹”之首的纵横家被打击排挤。权力集中的君主变得专横跋扈，对士大夫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要求他们忠心耿耿，离不开自己。这种野蛮的制度下，先秦自由的人才市场逐渐萎缩为“垄断经济”。
阶层分化和固化加剧。战国末期，除秦国外的各国王族人口激增，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四君子都是本国君主的近亲，他们占据了高位，垄断了上升机会。由于血缘关系，他们不得不效忠自己的国家。屈原的情况与之相似。屈、昭、景三家原本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在战国末年选择空间狭窄的形势下，屈原只能“恋君”，因为他别无选择。
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一种求当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状态。
同为端午节的祭祀对象，伍子胥和屈原都经历了悲惨的人生。伍子胥虽然身死，但他敢爱敢恨，快意恩仇，出将入相，鞭尸复仇，也算实现了自我价值。相比之下，屈原的人生却被命运牢牢绑缚，不得不爱着他无爱的君王，满腔的壮志、愤懑和哀怨只能寄托于笔端。死后还被加上了一个他可能从未听闻的高帽……
屈原及其后辈的“精神屈原”们，也许没有蒙冤，但确实太憋屈了。
相较于屈原，我还是觉得伍子胥更像一个现代人，至少他的精神和人格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