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正式实施，洞庭湖水域早已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我对洞庭湖的记忆停留在2013年深秋，从岳阳楼边搭乘渔船深入东洞庭湖的一日游仍历历在目。那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外人眼中的美景，对当地人却是不折不扣的谋生之道。
2013年，洞庭湖上的渔民载着日常生活用品返回湖心的家。 （丁子凌/图）
2021年春天，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却偏偏遭遇连日阴雨。抵达岳阳时雨势正盛，我决定先到洞庭湖博物馆避避雨。这座全新的博物馆2020年底刚开馆，建筑形似一艘巨轮，矗立于君山岛濠河畔。展览涵盖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包括湖南省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望城区以及湖北省荆州市）的各个方面，一圈走下来，就像看了一份图文并茂的政府工作报告，不禁感叹于洞庭湖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长江重要的调蓄湖泊和国际重要湿地，对长江流域生态、水和粮食安全巨大的影响。
展厅门口闪闪发光的雕塑，一眼便认出是几只欢快翻腾的江豚。2021年2月，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人类的过度捕捞、船只干扰和水体污染等因素导致其种群数量锐减。近几年数据显示，长江江豚仅剩约一千头，其中整个洞庭湖保护区约占十分之一，而我曾有幸亲眼见过其中之一。
成群的候鸟与渔民为伴。 （丁子凌/图）
8年前，因工作需要采访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这支渔民自发成立的民间巡逻队，直接损害了非法捕捞者的利益，志愿者的人身安全时常受到威胁。为此，最初的14个队员曾立下“生死状”：如有成员遭遇不测，幸存者共同抚恤其妻儿。协会安排我跟随巡湖志愿者出船，本以为只是去碰运气找找江豚，没想到有机会体验了一把真实的渔民生活。
记得那日一大早出发，临时买的防水靴不太合适，也没影响了我小步快跑奔向岳阳楼南边的南岳坡码头。晨光中的码头是个热闹的鱼市，从岸上随处摆起的摊位，到横七竖八靠在岸边的渔船，都围着挑选购买鱼的人。鱼腥味弥漫到码头不远的鱼巷子也不例外。那里也是鱼市，狭窄湿滑的石板路上鱼摊一家挨着一家。
如今再翻看当年匆忙拍下的照片，还能唤起强烈的嗅觉记忆。其中连续几张都对焦于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摇摇晃晃的船上，父母忙着卖鱼，他似乎毫不关心大人的生意如何，只在一旁东张西望，时而挽着桅杆，时而扶着椅背，时而蹲下来扒着船沿，眼神孤独而迷惘。突然，他发现了我，仿佛终于遇到一个和他一样不属于周围世界的人，眼睛一亮，见我端起相机，又随即黯淡下来。
2013年，南岳坡码头清晨的鱼市 （丁子凌/图）
鱼卖得差不多了，我踏上志愿者的渔船出发。鱼市、岳阳楼和岳阳城渐渐远去，直到彻底消失在浓浓晨雾中。举目四望，除了零星的渔船，看不到任何参照物，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既兴奋又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大哥掌舵，另外一男一女把相对舒适的位置让给我，各自找地方窝着埋头休息。伴着突突的马达声，我沉浸于刚刚投入洞庭湖怀抱的新鲜劲儿里。过了一会儿，女志愿者起身从一堆塑料袋中翻出几个红薯分给大家。我第一次见这种南方作物，捧在手里端详半天，也不知是蔬还是果，禁不住问了一句：“直接吃吗？”三人都冲我笑起来。一个红薯，成功破冰。
“快看江豚！”没过多久，志愿者突然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弯深灰色的圆背跃出水面，我赶紧准备好相机，却再也没等到划过波光的美妙弧线。听志愿者讲，他们常年穿梭于洞庭湖也不会每天都遇到江豚，有些媒体守了数天才见到一头，我已经足够幸运。根据最近的专业团队监测，禁渔后，长江江豚种群已明显比过去活跃。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从未亲临洞庭湖，仅凭滕子京的一幅画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他一定想不到，枯水期的洞庭湖深处不但有际涯，还是一派绿意盎然、候鸟纷飞的景象。涨水为湖，落水则成洲。我们的船朝着湿地边一条孤零零的小木船驶去，在这个“换乘站”告别大船，带着装鱼的容器换到小船上，由志愿者操控的独立船头牵引，沿湿地中间的狭窄河道颠簸前行，船到之处，泥浆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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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家船上的小空间，厕所紧邻就餐区（丁子凌/图）
洗手处寻觅未果，我们直接在餐桌上开饭。一锅炖鱼、两份炒黄瓜，鱼儿来自湖水，菜米乃至煤气和水都要从岸边运送过来。与我们同桌的三位渔民，其余三人则在小船上聚餐。
饭毕，众人开始下水劳作。渔民将渔获运送至我乘坐而来之船，由女性负责称重、结算和记录。此时我才明白，巡湖志愿者此行的主要任务实为收鱼，犹如
鱼贩角色，穿梭于湖心和鱼市，送去补给的也带走渔民的收获。渔民常年驻扎于船上， rarely上岸，而与我们同船的另一位男士则刚从岸上办完事，搭乘便船返回湖心的家。也有渔民兼顾捕鱼与贩鱼，清晨赶赴鱼市售卖渔获，顺路采购物资， midday返回湖中就餐休息，傍晚下网，次日清晨收网，如此循环往复。
收完几家渔网的鱼获，他们又驾驶船只继续作业，留下我原地上方。闲暇的渔民围拢过来聊天，与 initial见面时相比不再羞涩，但 local的方言仍成了交流障碍。我知道他们大多同乡，年龄跨度从 40多岁到 70 多岁，且均在湖上生活多年。一位老伯还拿出手机请我协助修改设置，那是一部尺寸仅占三分之一的手持设备，期望他们后来都换成了智能手机，开通流量服务，能在船上刷阅短视频消遣时光。
得知我此次 سفر为江豚保护协会而来，他们纷纷谈到，过去江豚见踪颇多，近年却越来越少，捕捞到的鱼群也变得愈发瘦小。渔民既是环境受害者，也是罪魁祸首。当时的我悲观地认为，这种困境恐将恶性循环。长江禁渔政策宛若及时按下暂停键，这段喘息时光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了可能，但专家仍有担忧，一些物种可能不可避免地就此消失。
渔民在湖上搭伴生活和作业。 （丁子凌/图）
收鱼二人满载而归，接上我返程。返回换乘站后，需要将鱼获转移至大船货仓，于我看来这将是一项大工程，想要提供帮助却发现立足都困难，只好乖乖坐在船尾。
折腾许久，众人皆已疲惫，途中寂静无声，凉薯也未见踪影。我回味着这一天的经历，如梦似幻，但若真让我在湖上驻留，恐怕几天内便会精神失常。我钦佩这些忍受寂寞的渔民，更敬重那些在营生之外仍冒着危险保护江豚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日落时分，岳阳城的身影终于遥遥在望，夕阳为渔船披上了一层金光，也使驾驶者的身躯显得格外伟岸。
满载而归的志愿者大哥 （丁子凌/图）
数年之后，偶然在一档央视纪录片中看到采访洞庭湖渔民，觉得颇为眼熟，翻出照片比对，应该是那位志愿者，皮肤更加黝黑，却不见衰老。片子拍摄于洞庭湖禁渔政策实施前不久，他居住在三艘连在一起的渔船上，可能是因为船上有女性家庭成员，船只比我当年所见的整洁许多，更像家一般的存在。问及禁渔后的生计打算，他答得很坦然：“开一家快餐店，卖点小吃还是可以的。”说罢腼腆一笑，与我初见他不知凉薯为何时如出一辙。
如今他应该已经上岸一年有余，不知快餐店的计划是否已实现。我通过新闻了解到：政府对用于捕鱼作业的固定资产予以一定比例的有偿回收，帮助渔民解决住房、转产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问题。想要让这些在水上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渔民彻底适应陆地生活殊为不易。一些渔民通过协助巡逻、开展科研和生态教育活动，得以不定期地重返洞庭湖，以慰藉“思乡之情”。
2013年，那个在渔船上长大的孤单小孩 （丁子凌/图）
雨终于停了，我来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畔，码头上已不见鱼市和渔船的踪迹，鱼巷一带也面目全非，蜕变为面向游客的历史文化街区。只有街巷悬挂的一张张泛黄照片，还弥漫着我记忆中的鱼腥味。
一位渔船上的小男孩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张照片摄于 1981 年，捕鱼工具和船体均显简陋，如今整整 40 年过去，照片上的男孩已步入中年，也许刚刚退捕返乡，希望他的下一代无需漂泊，不再孤单。
丁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