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象征的演变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乌鸦曾今誉为“神鸟”或“祥鸟”，这点在“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中可见一斑。这种积极的象征意义在宋代之前一直持续。
乌鸦的这种正面形象与古代占卜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例如，《左传》中记载，乌鸦被作为鸟占占卜之用。乌鸦出现在军帐中，这被认为是吉兆，表明援军即将到来。
乌鸦与巫师形象也存在联系。在清华简《赤鸠之集汤之屋》中，被诅咒的伊尹得到一群会说话、会行医的乌巫救助。这些乌巫甚至治愈了夏后的疾病，显示了乌鸦与神秘力量的关联。
战国时期，乌鸦的形象逐渐寓意吉凶。墨子《非攻下》提到“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这反映了乌鸦报喜带来周朝兴盛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屈原《九章·涉江》中，乌鸦带有“腥臊”的含义，但这更多体现了其自然性。
进入汉代后，乌鸦的祥鸟寓意达到鼎盛，甚至被视为神鸟和孝鸟。在《山海经》中，三足乌被描绘为太阳崇拜的象征，进一步确立了乌鸦的神圣地位。
汉代以降，“孝”治天下的理念在乌鸦形象的塑造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乌鸦被赋予“孝鸟”之名，《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照孝也”。《本草纲目》中甚至有记载称，乌鸦在长成后会反哺六十日。
在西汉《神乌赋》中，乌鸦被塑造成拥有完美品德的仁义之鸟，受到儒家道德观的推崇。随着靖康之耻的发生，乌鸦在中国的象征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南宋范浚的《杂兴诗》中，有“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之句，可见在宋代之后，南方人将乌鸦视为不吉之物。这可能是因为：一、宋代社会积贫积弱，北方受外族入侵威胁，大量北人南迁，带来了对乌鸦作为神鸟的不认同；二、宋朝理学推崇理性与实际，反对浮夸与神秘主义，从而对乌鸦的太阳崇拜象征产生排斥。
在当时理学的盛行背景下，针对神鸟地位的乌鸦进行批评，有利于宣扬其思想意识。换句话说，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树大招风”。
这一观点在文人阶层中得到了广泛认同。早在唐朝，白居易的“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迎。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便体现了乌鸦“思乡”的象征意义。南宋时期北方人迁徙江南后，乌鸦再也无法勾起他们浓浓的乡愁。故土已逝，亲人难寻，喜悦渐渐转变成了哀伤。
俗话说“爱屋及乌”，而憎恨也会波及相关事物。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逐渐掌握话语权，乌鸦从上至下爭相進貢的國鳥，逐漸演變成人人厭惡的“喪鳥”，這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由此可见，外表对于事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