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文学期刊的编辑与我联系，欣然相告春节期间潜心阅读了我的作品。我好奇地问道：“阁下，对此书何感？”他赞不绝口：“读来趣味盎然，发人深省，余音绕梁。”如此高的评价，实属意外之喜。
得到如此褒奖，我便兴致勃勃地提出了请求：“既然阁下如此欣赏，可否成为贵刊的投稿作者，或是为我开辟一个专栏，实现我的专栏作家之梦？”对方略作迟疑，面露难色。我追问缘由，他这才缓缓道来。
他肯定了我的文笔，赞赏其细腻耐读，巧用隐喻，但同时也提出了不足之处。他顿了顿，直视着我说道：“主要存在如下三点问题。”我示意他继续。
他整理了下思绪，用手机将要点记录下来。整理完毕后，他提出我的文章面临着以下困境：
一、体裁界限模糊。部分文章可归为散文，却又兼具小说的叙事风格；反之亦然，令人难以定性。
二、结构缺乏严谨。小说自有其结构体系，散文亦是如此。而我的文章看似奔腾不息，最终汇入大海，却时常偏离主流方向，出人意料地逆流而上。这种结构与教科书的要求背道而驰。
三、作品难以归类。他读过我十本散文集，但对于它们的定位仍未有定论。既可称之文学作品，亦可归于哲学著作，难以界定。
他的指摘，的确不无道理。
我既非文学专业出身，也未系统学习哲学。开始创作是在2018年初。若要称我的作品为文学，那汪曾祺老先生便是我最好的老师；若将它们归为哲学著作，那哲学家兼作家周国平则是我的引路人。
对于文章的结构，汪曾祺老先生1988年在《自报家门》中曾有如下见解：
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文章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于“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作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我以为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
对于文章的体裁，2018年国庆期间，我特地拜访了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孙昌瑞先生，请教他的看法。孙昌瑞先生既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他郑重地告诉我：“思想不受体裁的限制。”2019年，孙昌瑞先生与我们永别。“思想不受体裁的限制”这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教学和治学的准则。
至于我作品难以归类的问题，他所言甚是——散文只是我的外表，我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哲学问题，更是人之问题。
数年前，我的作品辗转到了某出版社。总编将其交给文学编辑室，编辑阅后称之为哲学著作。总编又交给哲学编辑室，编辑却认为是散文集。无奈之下，总编只得将它交给马列主义编辑室。最终，在没有一篇作品讨论马列主义的情况下，我的作品还是被马列主义编辑室所接纳。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确实是最开放、最包容、最与时俱进的学说，它能够解放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