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纪念日总会使世界为之震动。从他去世的那一刻起，有关他的评价就从未停止过。伴着他的乐音，读过他的传记，每个人心底都会描绘出自己心中的贝多芬。四十年来，论述西方音乐的读物都是稀缺品，《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曾让我如获至宝。淡绿色的封面已泛黄，夹在书架里，昔日书眉书角布满蝇头小楷的年轻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保罗·亨利·朗格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百年西方音乐的画卷，罗伯特·舒曼刻画出贝多芬的伟岸形象：“用百棵百年老栎树在平原上排列成他的名字，或立一座他的雕像，让他如生前那样傲视群山：当莱茵河上的船经过此地，外国人问起巨人的名字时，每个孩童都能回答，那是贝多芬。他们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德国皇帝的名字。”
▌《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扬·斯瓦福德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英雄几乎是贝多芬的代名词。相形之下，莫扎特只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萧伯纳一针见血地指出贝多芬和先贤人格的差异：“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贝多芬曾将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并在总谱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得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贝多芬愤然擦去拿破仑的名字，并将作品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个伟大人物而作。”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英雄形象。从神话英雄、祖先英雄、先知英雄到君主英雄，人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法国大革命民主英雄的呐喊。两个狂怒的和弦喷射出英雄的火焰，恢弘阔大的旋律气贯长虹。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仿佛是英雄的注目礼，抬棺缓行的队伍，素车白马的哀荣。贝多芬在古人那里读到过英雄和战争的场面，也在去维也纳的路上见到行军的匆忙、杂沓的脚步，以及街道上挤满的死伤的士兵。时而在城郊，或在山谷田园围拢的村居，贝多芬憧憬着他的伟大交响曲。那个个头不高、穿着邋遢的青年用坏了一支又一支羽毛笔，涂抹着，叫喊着，时而跺脚时而砸着桌子，在空中挥动着双臂打着拍子，把一队队音符塑造成伟大的音乐理想。
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里，一个桀骜不驯的贝多芬跃然纸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故事：国王和一群贵族与歌德和贝多芬迎面走来。歌德闪到路边，礼貌地脱帽致敬让贵族们先过，而贝多芬却昂着头，目不斜视地从贵族老爷当中穿过去。做过枢密大臣的歌德，自然懂得上流社会的礼让。平民贝多芬已然在维也纳出人头地，根本不把贵族放在眼里。大卫·温·琼斯的《贝多芬画传》中记载了诗人和作曲家期待已久的会面：1812年，恰巧他们都在利采。两人几乎天天会面，但彼此的仰慕从未发展成友谊。歌德为贝多芬的才华惊异，也为他的放浪不羁感到遗憾。贝多芬的出言也毫不客气：歌德就喜欢宫延的氛围，对一个诗人来说，这似乎很不相称。诗人本该是引导着国家的导师。从巴赫、海顿到莫扎特，作曲家在活着的时候，从不认为自己在当时如何了不起。只有贝多芬，早在而立之年就知道维也纳没有与他匹敌的对手。他预见到自己会成为载入史册的人物。
▌贝多芬（1770-1827）
然贝多芬的作品演出纷沓至来，才知并非所有的解析都符合原作本意。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放弃贝多芬，放弃德意志，放弃自己的乐团，指挥家随时可以漂洋过海，暂避时代的困局。待来日重新收拾旧山河。但柏林爱乐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选择了留下，他保全了乐团，在德意志的废墟中艰难传递贝多芬的声音。虽然被迫为头子庆生让指挥家蒙羞，但撕裂的内心和挣扎的窒息，让贝多芬在德意志的精神和物质坍塌之中得以重建。只有在富特文格勒近乎巫师般的手里，才彰显出贝多芬非比寻常的意义。贝多芬神奇地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甚至盟军的电报摩斯码都采用了三短一长的节奏，以“命运交响曲”的动机暗示胜利指向。1944年底的那个冬日，耄耋之年的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写下痛心疾首的《变形》。面对着满目疮痍，绝望的作曲家毅然在作品里回应了前辈。主题的发展与变化，最终显示出它是《英雄交响曲》中葬礼进行曲的一个无意识的回忆。低音提琴在结束前的十小节，奏出贝多芬葬礼进行曲的原主题，六把小提琴演奏着施特劳斯自己的主题变形。在贝多芬的主题之下，年迈的作曲家颤抖地写下了“以志纪念”的字样。
与海顿、莫扎特不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罗门在《晚期贝多芬》中指出：“《英雄交响曲》的终曲是第五交响曲充满挣扎的序曲，第五交响曲终曲里那些脆弱的肯定，最终也没有产生和谐或解决……每个作品都是一个更大单位的一部分，每个肯定、每个快乐的结局都前瞻一种新的挣扎，进一步痛苦、反省，望向冬日、死亡，以寻求一个新的胜利的结论”。每部作品都接前续后地讲述着奋斗、死亡、重生的永恒轮回。他唯一的歌剧《莱奥诺拉》体现出“救赎”歌剧的初衷，藉此重燃波恩岁月的革命情怀与理想主义。改名为《费德里奥》后，则强化了贝多芬反对专制暴政、不义，追求自由与自我牺牲的精神。拿破仑称帝让欧洲反动倾向日趋恶劣，陷入创作困境后，贝多芬居然写了《日耳曼尼亚》、《威灵顿的胜利》和《
1822年春，在维也纳的上流社会中，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风头正盛。轻浮的维也纳人对这位歌剧新星趋之若鹜。“一堆又一堆的花哨天赋和旋律”，贝多芬轻蔑地嘲笑说，这些不过是“时代的垃圾和感官刺激”。由于铅中毒和长期滥用药物的折磨，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旧疾加重，心力憔悴的贝多芬愈发担忧死神逼近。萨义德发现，内向的贝多芬在后期作品中展露出一种刻意的创造力，充满了不和谐、不平静的张力。作曲家抛弃了与社会秩序互动的惯有模式，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层面，都呈现出疏离、逃避甚至自我放逐。这种绝对的孤寂，既带来了痛苦，也转化为超越。贝多芬自视为作曲家，更是一位音乐诗人（Tondichter），这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最后六部四重奏中，海顿和莫扎特的优雅甜美荡然无存，多乐章、非传统结构成为常态，内省、抽象、富有诗意，其探索和表达的深度前所未有。后期作品既有悠远崇高的气息，也有流水般的温暖，偶有喧闹的戏谑。从世俗、悲剧到崇高，片刻间重现了他的一生。于是，“温柔与神性胜过力量，诗意征服了叙事”。病榻上的贝多芬，往日生活和音乐的场景在脑海中划过：舞蹈、欢笑、渴望、荒诞、回忆、哭泣，即兴和变奏，这些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丝毫不曾衰退，而是转向了新的方向。
贝多芬去世后，数万维也纳人为他送葬，长长的车队和人群绵延不绝，如同送别一位君王。在追悼会上，好友格里策帕尔悲痛地说：他就这样去世了，他将这样永垂不朽……你们庄严而悲痛地送他去长眠之地，今后在你们的生活中，当他的作品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在你们心头呼啸而过，当你们的眼泪在尚未出生的一代人中间流淌时，你们会回忆起此时此刻，在心中默念：当他被埋葬时，我们就在场；当他去世时，我们曾为他哭泣。(责编：孙小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曹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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