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流感阴影下的费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西班牙流感”却席卷全球。这场大流行从1918年持续到1919年，三波疫情夺走了至少五千万人的生命。
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阿诺德在查阅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撰写了《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一书。该书为我们描绘了流感肆虐下的人间百态，以及普通民众的苦难经历。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书中关于美国费城百姓在流感阴影下挣扎求生的片段。标题为编者所拟。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 凯瑟琳·阿诺德 著，田奥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
1918年，拥有170万人口的费城，本是美国一座看似干净卫生的现代化城市，这里也聚集着大量贫困的移民，以及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黑人贫民窟之一。多年来，过早死亡在费城并非罕见之事。剧作家杰克·芬彻尔，时任《生活》杂志主编，回忆起他的叔叔在1918年10月因西班牙流感去世的经历：
费城与病毒的抗争始于9月。9月11日，费城海军船坞爆发西班牙流感，随后新泽西州迪克斯营和马里兰州米德营也相继沦陷。9月18日，费城卫生局发布流感传染警告，并开展宣传活动，警示公众咳嗽、擤鼻涕和吐痰会传播疾病。据《费城调查报》报道，已有600名水手因流感入院，平民感染病例也开始出现。9月21日，尽管医生们声称流感不会在平民中大规模传播，卫生局还是将流感列为强制上报疾病。
当时，当地海军军区总司令的医务助理R.W.普鲁默少校发布公告称，海军和市政官员正通力合作，“将疫情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医生们也持乐观态度：就在费城将流感列为强制上报疾病的同一天，《费城调查报》报道称，费城菲普斯研究所主管保罗·A.刘易斯医生宣布成功分离出流感嗜血杆菌，找到了西班牙流感的病因。这一消息被认为是“用知识武装了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打赢这场与疾病的战争”。结合其他地区对西班牙流感起源的研究来看，刘易斯的结论可能仅适用于当地情况。盲目的乐观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在对疫情的轻视和对疫苗研发的过度自信下，市政府甚至允许举办大规模游行。9月28日，盛大的第四次自由公债大游行如期举行。游行伊始，约有20万人参与，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市内23个街区。
1918年的游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图
17岁的女高中生苏珊娜·特纳和8岁的科伦巴·沃尔兹也在围观游行的人群中。苏珊娜回忆说：“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的重要性，自由的重要性。我们游行、歌唱，为自由公债募集资金。” 科伦巴则将这场游行描述为“一场无与伦比的歌唱大会，有很多张山姆大叔的巨型海报在人群中穿梭”。她和朋友凯瑟琳手挽手，放声高歌，为公债募集贡献了仅有的几美分。科伦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和凯瑟琳都很开心，觉得我们为备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游行后的第二天，大规模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就爆发了。10月1日，新增病例高达635例。由于医生们忙于应对激增的病人，甚至无暇记录，实际病例数可能远高于此。卫生局的A.A.凯恩斯医生估计，从9月11日到9月底，费城新增病例已达7.5万例。霍格岛船坞8%的船工缺勤，大量铆接队无法正常工作，导致10月3日当天的铆接量从8.6万骤降至1.1万。当天晚上，费城所有学校、教堂和剧院都被勒令关闭。
10月3日 报纸上刊登费城所有的学校、教堂和剧院关闭的告知 THE EVENING PUBLIC LEDGER 图
疫情来势汹汹，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住在北街意大利移民社区的小女孩安娜·米拉尼回忆道：“我记得那天天气温和，我们坐在外面的台阶上。大概到了黄昏，我们开始听到尖叫声。就在同一栋房子里，在那个刚死了个小女孩的家里，又有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死了。有人告诉我们，西班牙流感正在到处传染人。”
10月5日，疫情进入高峰，700名费城市民死于流感和肺炎；第二周，死亡人数攀升至2600人；第三周，死亡人数 tragically, 超过4500人。医生们疲于奔命，穿梭于大街小巷，根本来不及向当局报告死亡人数。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人患病，医院人满为患，轿车、马车甚至手推车都被用来运送病人。雪上加霜的是，医护人员也纷纷病倒，护士、护工和清洁工严重短缺，医院只能艰难维持运转。仅在费城医院，就有40名护士倒下。当局开始恳请任何健康的、愿意工作的人伸出援手。
在费城北部，17岁的苏珊娜·特纳自愿前往帮助照顾西班牙流感病人。她回忆道：
“我当时17岁，想着自己可能会想成为一名护士。所以我就去找我们片区的牧师，问他我可以帮什么忙。他让我去找托马斯夫人（她是伊拉·托马斯的妻子，伊拉是费城运动家棒球队的捕手），她在医院一个偏房里制作口罩。托马斯夫人让我在病房外给口罩浸一浸消毒液，然后我戴上口罩走了进去。我帮病人拿便盆，尽我所能帮助教会姊妹。病人们太虚弱了，看着几乎像已经死了。”
“我的身体时不时会变得僵硬，我便开始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但我幸存了下来。我只是做好每天的事，没有考虑未来。”
这段文字以费城为例，展现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时，一座城市和无数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挣扎。从最初的掉以轻心，到疫情爆发后的恐慌和无助，再到医护人员的牺牲和普通民众的守望相助，这段历史提醒我们，面对疫情， vigilance, preparation, and compassion 至关重要。
1918年秋，西班牙流感肆虐费城，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基础公共服务濒临崩溃，487名警察因病缺勤，儿童卫生局人满为患，挤满了数百名被遗弃的孩子。人们不敢将孩子送往疫情可能更加猖獗的孤儿院，只能求助于邻居代为照顾。
费城Temple Samaritan医院为救治流感病人做准备 美国国家档案馆 图
医院里，身穿白褂、戴着纱网口罩的护士们奋战一线，面对着绝望的病人，她们仿佛看到了黑死病肆虐的景象。一个护士早上可能只护理15个病人，到了晚上就激增到50个。一位护士回忆道：“在一个病房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位丈夫因病去世，而他的妻子在不到24小时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位可怜的母亲身边除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苹果外，没有任何食物。”
面对疫情，民政机构应对乏力，费城国防委员会挺身而出，成为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10月10日，委员会在斯特劳布里奇与克洛希尔百货商店设立了24小时求助热线，并在报纸上刊登告示：“流感患者，如需医生、护士、救护车等任何紧急服务，请拨打‘菲尔伯特100’，电话接通后直接说‘流感’”。求助电话如潮水般涌来，贝尔电话公司即使将线路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电话系统依然在10月7日宣告崩溃，因为850名电话接线员也感染了流感。
费城一名警察护送一名流感受害者到医院。费城医学院历史医学图书馆 图
疫情中，穷人首当其冲。贫民窟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幸存的家人食不果腹，只能依靠流动救济站的救济勉强度日。幸运的是，国防委员会征用了包括400辆参与第四次自由公债大游行的汽车在内的各种车辆，15辆救护车、数十辆私家车甚至出租车也被捐赠出来，用于运送医护人员和病人。
医生、护士和护工依然严重短缺。疫情爆发后，退休的老医生被紧急召回，医学院的学生临危受命，承担起资深医生的职责，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
费城大街，一个男人戴着纱布口罩和护士站在红十字会卡车旁 phillyvoice.com 图
危难时刻，各方力量伸出援手。学校停课后，数百名教师自愿加入抗疫队伍；多尔蒂大主教从圣约瑟勋章队伍中调遣200名护士支援急诊医院；天主教修女们在犹太医院工作，接受科恩医生的指导；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为病人提供食物、衣物和护理，甚至协助挖墓穴；巡警慈善协会的数十名下班警察也主动请缨，帮助抬运病人。疫情在费城南部尤为严重，数百家小店关门歇业，将货物捐赠给穷人和需要的人，一位消防员驾驶着一辆老式急救马车穿梭于大街小巷，运送物资、救助病人。
“西班牙女郎”到来之前，科伦巴·沃尔兹十分喜爱附近教堂传来的钟声。“那钟声总是欢快喜悦，令人愉悦。”但当流感开始在邻里蔓延时，一切都变了。住在殡仪馆对面的科伦巴，亲眼目睹了棺材堆积在人行道上的可怕景象。
费城的死亡率迅速攀升，10月的第二周就有2600人死亡，第三周更是高达4500人死于流感和肺炎。讽刺的是，这场疫情也重创了殡葬行业。“慈善管理协会找了25个殡葬人才找到一个愿意安葬穷人。”由于人手不足，尸体 often 在家中停放数日无人处理。一些黑心商人趁机哄抬物价，殡葬费用甚至飙升600%。墓园也向死者家属收取15美元的安葬费，遭到抱怨后便让家属自行挖坑埋葬。
位于伍德街13号的市立太平间是费城唯一的太平间，只有36个停尸位，通常用于存放案件受害者或无名尸体。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太平间已经堆满了数百具尸体，走廊和房间里都堆满了仅用带血污的床单遮盖的尸体。由于尸体没有经过防腐处理和冰冻保存，很快便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为了通风，太平间的大门敞开着，门口的景象犹如人间地狱。最糟糕的时候，太平间里的尸体数量是棺材的10倍。
10月10日，太平间堆积了500具等待下葬的尸体，殡葬人员、棺材制作工和掘墓人都无力应对。为了处理如此大量的尸体，当局紧急在剑桥大街20号的冷藏库开辟了临时太平间。在疫情结束之前，当局又增设了5个临时太平间。
运送尸体也成了难题。将尸体从医院运出相对容易，但从家中或出租屋运出则十分耗时。最严重的一次，6辆马车和1辆卡车跑遍全城，才运走了221具已经死亡1到4天的尸体。
就在费城一天之内有528人死亡的时刻，救济会主管约瑟夫·科里根神父安排了6辆马车，开始了悲伤的旅程。这些马车日夜不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运送无人认领的尸体。教区志愿者和神学院学生接手了这项可怕的工作，他们拿着铲子和铁锹，借着煤油灯的光芒，在黑夜中前行。
面对堆积如山的尸体，费城的50名防腐工不堪重负。经验丰富的殡葬人，来自紫十字殡葬人协会的H.S.埃克尔斯先生，请求费城市长联系战争部长，紧急调派了10名军队防腐专家，才缓解了这一困境。
棺材短缺也成了问题，最便宜的棺材很快售罄，一些不法商人还趁机哄抬价格。费城国防委员会接管了这项工作，他们组织当地木材企业赶制棺材，并制定了严格的指导标准，要求企业只能为费城市民制作棺材，而且价格不得超过原价的20%。
费城疫情肆虐，公共墓园不堪重负
面对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费城人手不足问题日益严峻。市政当局被迫从路政部门抽调筑路工，甚至从监狱调派囚犯来充当掘墓人。死亡人数之多已非人力所能及。无奈之下，路政局借出一台蒸汽铲，在公共墓园挖掘出巨大的沟渠，用于集体掩埋穷人和无名死者。为了方便日后亲属认领和迁移，这些遗体都做了标记。正如在费城西部经营家庭殡仪馆的迈克尔·唐诺休回忆道：……